本是一块奠基石爱好。

       人们的兴趣爱好确有与生俱来的成分。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家里仅有的两部书《东周列国志》和《薜仁贵征东》（家父读过四年私塾，故有“收藏”），我不知道翻看了多少遍。

       幼时识字少，更不解其意，就是喜欢，权当作“玩具”吧，反复把玩，以致于书角先是卷起，后来又慢慢“缩”了回去；书皮和内页，逐渐污损，几近面目全非了。

       待到年龄渐长，真正可以读《东周列国志》《薜仁贵征东》之际，家里的“藏书”已基本不可读。而买书，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1961年9月，我12岁时，到离家十五里的矾山中学读书。一周后，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五个子女艰难度日。我初、高中读书，生活费大部分是靠国家的助学金解决的，还有小部分要靠寡母辛劳苦挣来供给，哪里有余钱买课外读物呢？

        离学校三四里路的矾矿和矾山镇有新华书店。走进书店，我只能“蹭”书看。为了避免尴尬，一本书我不会看很长时间，“随便”翻翻便放下，挪到另一个地方，再翻看一通。那时候年轻，记性好，可以“一目几行”，所以每每总有些收获。《语文》课本上的文章、诗词，不论老师是否要求背诵，我都尽量背诵，起码做到熟读。

       还有一种读书方式是“蹭”同学们的书。有些家境较好的同学家里有诸如诗词、童话、故事、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籍，我“蹭”读的轮次往往会排到前几名。这样，几年下来，也读到了不少好书。

      进入高中阶段，就读的高中是当时县里仅有的两所完全中学之一，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无论是建筑质量还是规模，都相当不错。我是图书馆的常客，借、还书的频次相当高。后来学校停课时，我便经常躲在图书馆里看书。

       图书馆馆长张老师，是一位很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老师。她知道我是一个穷学生，又特别爱看书，索性就把图书馆的钥匙交给了我，并特许我可以住在图书馆里。时值夏天，说是“住”，其实我只是晩上躺在阅览室的长桌上休息，并不用被褥，甚至连枕头也没有。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便“啃”了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其它一些书籍。对我来说，那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恶补”知识的阶段，用“受益终身”来形容，也是毫不为过的。

       从初三起，我就开始抄录“锦言”了。1966年2月20日，我大约花了二角四分钱，买了个制式的小笔记本，正式将它命名为《锦言集》，专门用于抄录书、报中的“锦言佳句”。到这一年的年底，我共抄录了杂文、诗词歌赋、抒情散文、名人名言等31篇（段）。从此以后，我便养成了“摘句”的习惯，至今已存有《锦言集》共二十本。

      五十六年未曾歇笔耕，有道是，厚积薄发。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储备，大脑充实了，动手的底气和自信也就增加了不少。

我热爱写作。如果从为母校的宣传队写“对口词”算起，至今已有56年。

       1967年，我和同学共同创办过校刊，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次年，我应征入伍，被分配到某汽车团当战士，在川藏线上执行战备运输任务。在此期间，我和两位战友一起办起了《行车快报》，宣扬执勤途中的好人好事，这份小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人共同撰写的经验材料《我们是如何办〈行车快报〉的？》，先后被团、总后渝办推广、转发，并在原总后勤部《后勤政工通讯》上刊登。

      后来，连队还组织了宣传队，我担任副队长兼“编剧”。我创作的“相声”竟然也能成为节目演出，这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1970年，我被正式调到团政治处新闻报道组工作，从此开启了我的相对专业的“笔耕”生涯。寒来暑往，月落日升。念兹在兹的，仍是那些不断增高的文牍和笔记本。50多年来，我还创作了杂文、随笔、散文、通讯、诗词等，有400多篇在军地各类报刊和新媒体上发表。另外，我撰写的100多份材料还在各级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正式印发、或被编辑成书出版。目前，我存有《自撰文章汇编》20集和112本日记、11本读书笔记，共计约1000多万字，出版22万字的散文随笔集《金顶之光》。

有付出，有收获。多年来，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存着一份憧憬和希冀。笔耕不辍五十多年，2021年8月25日，我成为四川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