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恋是任何一个中学都不能避开的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学生年龄关系，师生恋、生生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按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七月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小学生被奸污、侮辱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示，那是“对于强奸、侮辱学生的犯罪分子必须从严惩处，个别罪恶重大的应当处以死刑。有的还应组织群众公审大会，公开宣判，借以教育群众。对犯有轻微侮辱情节的，也应及时进行严肃处理，绝不能淡然处之”的。那些年代中，“教授变叫兽”“教授在月光下为女生做历史”那有可能会因此而丢掉自己的小命。

        1963年4月26日，宜宾专区文教局以“急件”的形式下发《有关学生恋爱结婚问题的通知》（教行[63]字第140号）到各县（市）文教局、中学、师范、专区教师进修校，说，近年来，学生中讲恋爱“相当盛行”，“有校外人员找女学生谈恋爱的（如部队军官、机关、厂矿的干部、职工……），还有教师追求学生的”情况，“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已有所发现。少数学生在学习期间就与人结婚了”。

        《通知》要求各级学校对学生“加强正面教育，个别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并且“严禁用简单粗暴的办法或冷嘲热讽的手段去使学生难看，不准公开批评和斗争”。为此，作了如下规定：

        ①从当年起，凡是已经结婚的学生不得录取。

        ②学生在读书期间不准结婚。

        ③教育学生在学习期间不谈恋爱，发现校外人员与学生谈恋爱的，除教育学生本人作拒绝外，学校应通过对方组织教育其不要与学生恋爱。

        ④已经结婚女生一经发现怀孕，应立即退学。

        ⑤因恋爱处理不当，引起纠纷，影响学习及学校正常秩序的，要抓紧教育，其中情节严重的应该按校纪处理。严禁学生在正式结婚前发生两性关系，一旦发现这种行为，就要从严处理。犯有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等错误的学生，应立即开除学籍。

        《通知》中对教师职工也作了如下的严格的两点要求，这就是给学校教职员工划下了一道红钱：

        ①禁止教职工与在校学习的学生恋爱和结婚。

        ②毕业后，参加工作不满三年的教职员，在学校结婚，不分配单人住房或家属宿舍。（以后还有禁止单身男教师单独给女学生辅导补课的不成文的规定）。

        对这个“急件”《通知》，明确要求学校“自行掌握和通过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科文贯彻执行，不要在学生中进行宣传”。

        1963年12月24日，中共宜宾地委宣传部以“总号[63]139机密”转发了当年学校工作组的《关于泸县二中学生与青年教师中的婚姻恋爱情况的调查报告》，说这个调查报告“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很重要”，要求“各地党委、学校对此应引起深切的注意，加强教育，以切实改变这一情况”。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详细地分析了泸县二中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办法。

        《调查报告》说，学校工作组于当年（63年）的11月下旬到泸县二中“了解当前师生中的思想情况”，这是“工作组的任务”。但在调查了解中“意外发现婚姻与恋爱问题在该校学生与青年教师中反映得极为突出，后果亦极为严重”，因此为体现“极为严重”的重要性，就单独就这一问题给地委宣传部作了报告（就是现在的专题报告）。

        泸县二中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全校337名高中学生中，已婚和正恋爱的共有50人，占学生总数的15%。除已婚男生3人外，正讲恋爱的就有45人。其中，本校同学间互相谈恋爱的25人，与机关、厂矿、部队联系的有16人。在农村已经订婚的有4人”。

        这些讲恋爱的学生，在校内“常形影不离，深夜不归，上课时就传递情书（传递纸条）”，“女学生给男生洗衣服做鞋，男学生给女生挑水端饭，情同夫妻”。如“女生郑尚勤就被同学们公开称之为‘余夫人’”的调侃称呼了。

        学生中还有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学校是男女青年集中的地方，是物色对象的好机会。假若高初中六年中都找不到对象，就是人生的一个大遗憾”。因此，有些人在找对象的问题上就“不择手段”，有假借“打姐妹”“培养入团”等理由为自己找对象，如高64级一班学生李廷贵（团委副书记）就以“培养入团”为名“先后追求了女同学6人以上”。而那些对象是机关、厂矿、部队的女生，则“成天就热衷于看情书写回信，几天不得情人来信就心神不宁，距离较近的确每到假日，就忙着去与情人会面”。如高64级学生庞元德，自从谈上恋爱后，就特别喜欢看爱情小说，嘴里时常哼着“情哥几时来……”的情歌，而且还“每到星期六就心慌意乱急于去会朋友”。

        教师中的未婚青年有13人，这些教师“大部分是刚去大专学校毕业”的，他们普遍都“急于解决对象问题，常成堆的议论恋爱问题，研究进攻策略”，还“相互出主意，甚至集体帮助写嫠爱情书的、四处托人找对象”“到处摸底了解有无可攻对象”。这些教师们的行为，就把周边的“福集镇的供销社、邮电支局、商店、粮站等大小单位的女同志，一一排除摸底了解过”。一旦福集镇或学校新到一个女同志或女教师，他们就“急于打听其有无对象”。

        说上期还出现过“两位青年教师曾因互相追求一个小学教师姜某某而发生了针锋吃醋。教师陈某某甚至向学校教导主任公开提出‘排班站队！该我了。那个吴先生请你们招呼到，不要跟我来抢’”还有青年教师因没有打到对象，“就不安心工作，还埋怨起社会风气，认为‘现在教师还是被告人看不起，社会地位低下，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还有“个别女教师受人勾引，与已婚教师发生了性关系，怀孕四个月了，才被迫另找对象结婚”。这种情况“群众意见很大，周围农民反映说‘学校若再不管，他们就要拿奸捉双了’”。

        由于“恋爱成风”，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一是“政治上缺乏进取心，革命的雄心壮志和远大理想无形消失”。高64级二班学生杨启荣，初入学时表现较好，关心集体，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带病坚持挑煤”，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但从谈恋爱后，“革命雄心、远大理想就无形消失了，工作也不愿意干了。对‘升学’问题也没有兴趣了，只沉溺于亲亲我我的爱情中”。高63级某班的班长、贫农出身的余友林，因亲亲我我的爱情所绊，“参军体检时，无病装病，逃避参军”。已经结婚的那5个男生，则“普遍的感到前途无望而恢心丧气”。那些谈恋爱的女生更“政治消沉得更为严重”，如高65级二班的陈培英，“自谈恋爱后，常自暴自弃的说，‘女娃儿嘛，反正都不行，不如早点找个对象作依靠，了此一生’”。还有要求团组织“改变活动方式”的，如团员教师张锡超就在团组织生活会上公开建议‘改变组织生活内容，关心关心青年的切身问题，谈谈未婚青年如何讲恋爱，已婚青年如何抱小孩’等等”。

        二就是“成绩下降，教师教学质量不高”，由于成天想着对象，放松了学习和工作，那是再也自然不过了的。《报告》中就说，64级一位顾某某就因恋爱问题，常一周二周的缺课。高63级那个班长余友林，初进高中的前两年“一直都是班上的三好生，成绩优良，‘经常是名列前四名’。第一学年时各科成绩都好，语文、政治、代数、三角、几何都是5分，外语成绩是4分，总平是5分（一年级时实行5分制度），但是到了三年级时因谈恋爱去了，成绩急剧下隆，学年总成绩只有72分”。

        在13名未婚的青年教师中，“教学质量不太高的就占54%”。这些教师“不少的人思想消沉，无心钻研业务”，说青年团员教师谢如陵就说，“我的教学工作只要应付得走就行了，关于提高的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

        三就是“造成了不良风气”。特别是学校的几个主要学生干部早婚早恋起了不好的带头。如学生会主席杨启荣、团委副书记李廷贵的恋爱关系“在同学中影响很大，不少学生对他们既羡慕又支持，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双，忠贞的一对’。羡慕他们‘情同鸳鸯’‘如鱼不离水，水不离鱼’‘命生得好’”这些学生也就“自己也跃跃欲试想找个对象”了。高64级二班就有5个学生曾“模仿着用纸条传递情书，议论男女关系成风”。高64级二班与初64级二班的男学生“甚至将男女同学暗中编排成队，公开的哄喊”。

        还有就是“讲吃讲穿讲漂亮的风气也相应滋长”。高66级女生杨某某自讲恋爱后，“成天打扮梳妆，穿身换套”。刚出校门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为了购买皮鞋、毛呢衣服、手表等，自己的工资不够，就采取互相调剂工资的办法”，逐渐“武装打扮”起来了。

        该《调查报告》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下列方面。一是“资产阶级婚姻恋爱观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部分青年师生中有所滋长”。说，以前生活困难时，“经济生活空虚”，那时一心只想“吃饱肚儿为原则”。自从“去年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后，又感到‘精神生活空虚’，追求所谓的‘个人幸福的生活’，把谈情说爱、找个如意的爱人‘组织温暖的小家庭’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了。高64级学生李廷贵与本班女生龙某某谈恋爱时，就把“组织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当作是人生最高的乐趣。当班主任对他们进行劝阻时，他们“思想非常抵触”，还“责怪班主任老师‘破坏了他幸福的一生’，是‘晴空打下无情棒’，表示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爱情的坚贞牺牲一切’。

          也有的学生是把“恋爱当成换取财物的途径，满足个人享受的手段”。高64级一班学生庞无德为贪图别人钱财与一个“道士”刚见一次，“就谈起了恋爱，要那个道士买鞋、缝新衣”。高65级二班女生程基序“经受不住金钱、物质的引诱，竟与惯偷某某某建立起恋爱关系”。还有想通过找对象“达到真正跳出农村”的目的。如高63级一班女生余士华，她找对象的条件就是“城市人口、工资高，大大小小是一个领导干部，漂亮大方”，因此“先后找过三个对象都不如意，结果物色上了茜草坝某某工厂的工会主席，基本上是如愿以偿”，但还是有不足的，就是“工资只有三十几元”。

          二是“少数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教师，对青年师生的腐蚀”，还有就是“个别道德败坏的教师甚至侮辱女生，强奸幼女”。

          《调查报告》说，上期“全校68名教职员中就有12人与女教师、女学生乱搞不正常关系。其中有8人与女学生关系不正常，他们采用各种方式企图引诱女学生，有的利用课堂或讲座公开散播毒素”。如历史教师马礼让等“在课堂上公开向学生介绍自己的恋爱史，并为青年教师研究‘进攻策略’，介绍‘一是广泛联系，二是积极选择，三是速战速决’的所谓恋爱经验”。还有的教师“不分场合地点，常当着学生的面，公开议论男女关系”，影响很坏。还有的则是采用“个别辅导、翻译情诗、听收音机、拉提琴、看照片等方式引诱女生”。更有教师“侮辱女生，揭女学生的被盖、强迫抱吻初中女学生，或趁给女学生看病的机会侮辱女学生，个别甚至发生了强奸幼女（幼儿园的儿童）”。

三是“受到家庭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农村家长中不少人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早接媳妇早抱孙”或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经济又困难的，他们“就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早结婚”。如高64级二班的杨启荣在跟同班女生陈永秀谈恋爱，杨启荣的父亲就“积极赞同”，当班主任出面劝阻时，杨启荣的父亲即“暗示他们要秘密进行”。

        高63级一班班长余友林与同班的女生郑尚勤谈恋爱时，郑的母亲“不仅在经济上支持（余友林的吃穿用全部负责解决了），而且形还到学校公开向班主任说，‘我已将女儿许配给了余友林，你有何意见？’同时还当着余友林和郑尚勤的面当场许婚说，‘我女儿郑尚勤与你已经配定了。以后你当官我女儿给你掌印。你当叫化子我女儿给你背兜’”已婚的几个男生中，主要都是“尊重父母之命”而结婚的。如高64级学生张光焕“今年暑期，家庭父母用断绝经济关系加以威胁被迫结了婚”，结婚后思想“苦闷，情绪消沉”。

        还有的则是“通过家庭亲戚朋友介绍”，同机关、厂矿、部队干部联系上了的，“有的则经不住校外干部、军官的金钱、地位、物质的引诱”。因此，有的“只见过一次面，有的连人也不认识就谈起恋爱来了”。还有就是“极少数社会渣滓如惯偷张某某就是利用钱财的引诱与学生建立起了恋爱关系的”。

        四是“个别孤儿感到孤独，感情空虚，无所依托”，就想找一个“落脚依靠的人”。如高63级一班女学生陈学虞（是一个孤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合作社干部某某某谈恋爱，好在学校毕业后“有一个粑头”。

在宜宾地委宣传部转发学校工作组的《关于泸县二中学生与青年教师中的婚姻恋爱情况的调查报告》（通报）中要求“凡学校教职员工一律不能与在校学生讲恋爱”，说这是“学校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来自校外的“干部、军官、职工与在校女学生讲恋爱关系的，应与有关单位联系，由所在组织加强教育，以便形成从各个方面关心青年成长。对来自家庭的影响，应通过家庭访问，教育家长不要为子女过早订婚、结婚，并要督促子女努力学习和劳动”。

        对那些侮辱、奸污学生的犯罪分子，《通报》中讲，“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一九五五年七月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小学生被奸污、侮辱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示，对于强奸、侮辱学生的犯罪分子必须从严惩处，个别罪恶重大的应当处以死刑。有的还应组织群众公审大会，公开宣判，借以教育群众。对犯有轻微侮辱情节的，也应及时进行严肃处理，绝不能淡然处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政府对有这些行为的人处理是相当重的。

        1965年1月26日由刘秘书主持的学校支部大会，就是“讨论聂某某处分问题”，说聂某某的问题“造成的后果、在群众中的影响十分严重的”，而这个问题就是“师生关系不正常的问题”了。

        在主持人讲了会议主题后，当然先由聂某某作“交待和检查”。聂某某在“交待”中说，（他）在做63级一班的班主任，第一期就与她接近，第二期接近比较经常（应该是频繁）。她经常找我借钱，我都借给她。（我）还帮她入了团。（她）经常在我的宿舍里来，生病了我就照顾她，还找历史老师帮她复习（功课）、指导她填（高考）自愿。这段时间里思想是稳定的。在高考后心想能成事实更好（应该是指恋爱关系）。

高考回来后，把我的思想情况摆给她听，使她同情（我），以后就是你来我去，她帮我做鞋垫子。到刘家场进行家史调查时，她送我去，一路上就打打闹闹的。到李庄去访问学生，她送我去。她去汪家耍，要我送她去，我就送了她。我去（她家里）耍，她母亲叫我给她找工作，（她母亲）很是尊敬我。在到成都去前，她给我补衣服，母亲打酒给我吃。她写信来说病了，我就汇钱给她。在成都学习期间，我替她买衣服，寄钱与她医病。……从成都回来时，她在宜宾来接我，我们一起在翠屏山耍了2天，并且提出我俩以后永远好，又一起在宜宾吃东西。

        在1964年6月，（一天）这时晚上乘凉，有时与她妹、陈某卫明、洪某某给先打闹，踩她，我说我们成了更好，她说你有娃儿了……七月份到成都去送飞（可能是当年送学生去参加飞行员招考体检），我去叫她（一起）去。临走时她来找我，去宜宾等她一天，第二天来了，住在翠屏（旅馆），她知道后没有制止我，我们一起耍，打闹。

        到成都后第一晚各住各的（隔壁），第二晚12点后（我）叫她拿手电筒，她不同意。第三天晚另打了一家旅馆，没有住在一起。第四天晚上就住在一起。以后就一起耍，看电影，手牵手的，发生了两次关系。第二天走了，回来怕别人知道，思想不愉快，到宜宾后天下雨，住在天义元旅馆，叫她到染房街去住。病了睡，她座在床上，但关系是正常的。

        回南溪包袱就严重，想瓣想后，到处打听消息，这怎么处分，主任说“发动群众，问题是清得出来的”。后来，知道问题不谈是不行了，又考虑到党（对自己的）培养，更是包袱重重。感到自己更恶劣的是用物质、金钱来引诱她。在6月份时就找顾某某永清来耍，（要把顾某某）介绍给她。还有5个（天）晚上，带着她在马路上耍，到深夜12点后（有时）1点以后，从后门回来。有时12点后还（同她）到河边的顿船上耍。

        聂某某在分析自己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时说，有思想问题、家庭问题及社会影响。“从学校毕业后依靠被镇压的聂某某炯光介绍参加了工作，还有陈四维等人关系，我想校长……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严重，与爱人关系不好，认为（她）有问题。她父亲是伪队长、地主，在57年整风时问题很多，曾到城关镇（要求）离婚，组织不同意。以后从精神上觉得有压力，以后组织上给我谈，口头上说接受意见，但思想上不同意，以后胡部长谈（说）她未成右派（就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这时好些。在困难时（应是说生活困难的年代）又犯了错误，我思想上对她又不好，以后希望脱离关系。

        聂某某说自己在平时就很关心女同学。在62级时与杨某炳兰晚上谈话时，当时与刘某某泽东好，（但）组织上提出意见。在63级时思想上适应时又有这种思想。另有的同志谈把洪某某绍先的手拉脱了，洪某哭，与邓某某帮惠好，这件事希望组织上了解。最后聂某某表示，今后要与爱人的关系一定搞好，与李某某光琼割断联系。

        之后就是参会的人“揭发、分析”了。有人就提出几个问题，一是洪某某绍先的问题交待不清楚。二是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问题，说尹（尹某延厚）是发生在5月份，你的事发生在7月份。为什么你还是这样作呢？参会人员提出的这个问题，又是提到本次会议的另一个主题了。三是你拿酒给陈某某吃，你把学生关在寝室内……四是在上个月，李（某某）在门口耍弄了一个多钟头。五是到刘家去前的问题，前次提出过，这次没有交待。

        最后聂某某补充交待（1）与李（某某）以后的关系，请组织了解。李在这里住，每次都有其它的同学一起。（2）给李的钱最初是还的，以后两元、三元。（3）（我）对学生教育应注意对象。

        刘秘书最后说，根据同志的分析揭发，聂某某的问题是严重的，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滕某某明芳建议，给聂某某“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取消政治老师（资格）、团委书记”，说聂某某是结婚了的，（犯这种）错误是严重的，过去工作上有成绩，但在这个问题上是严重的。根据现有材料和本人的交待，给予留党察看。

        最后到会的4个党员（3个正式党员1个预备）一致同意给聂某某“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并形成决议材料上报上级党委审批。还要求聂某某“今后与李某某割断联系，（要）与自己的爱人搞好关系。今后积极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积极工作，不能恢心丧气，应从危害性去想”、“重新写自己的交待和认识，重新做人”、“坚决听党的话”。（王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