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荣（四川）

　　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方唱罢我上场。1966年至1967年间，南山厂各造反组织特别是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都自认为自己最革命而互相攻击、抓对方小辩子的事屡见不鲜，若稍不慎就会被对方抓住不放，并成为攻击对方的重要炮弹。当时还只限于“文斗”，顶多的就是在所谓辩论、说理中或其它情况下出现用绳索捆人、推人、强拉人等现象。读《南溪文史》第三十七辑黄同仁先生《南山兴衰四十年》，南山厂各造反组织1968年成立国营南山厂革命委员会后才开始“文攻”向“武斗”转向的。这里只根据有关资料选择1966-1967年间“文攻”的几个片段，供茶余饭后一阅。

演戏演出问题

　   1967年4月29日晚，当时南山“革职”造反派负责搞文娱宣传的人在川剧院排练审查文娱节目，有三人在排练川剧，把毛主席诗词“金沙水拍云崖暖”唱成“金沙浪拍云崖暖”而被“群众”听出来，被“群众”叫停，且跟着林麟和另一人表演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快板时把最后一句“打倒刘少奇”因喊成“打倒×××”，场面更加紧张，“革命群众”坚决要求将林麟扭送县公安局。

街头大字报

　“革职”宣传队负责人王锦、李志芬向“群众”解释“这是初排，我们停下来暂不演，下来认真处理这个事”，要求“群众”把林麟送南山厂军管会处理而不送县公安局，没有得到“群众”同意。最后双方各选出代表共同将林麟送到县公安局。“革职”方代表是王锦、李志芬、熊××三人，而“群众”方是南山厂子弟校的一个教师、二中和民中的学生各一名。

　　送到县公安局后，双方各诉情况，并不断诵读毛主席语录，还有人唱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歌。5月5日，南溪县公安局的人同南山厂各个造反组织代表在南山厂军代室进行了座谈，县公安局的意见是“人暂时放出来，以后再调查处理”。“革职”代表王锦说“林麟性质是严重的，同意公安局的意见，在我厂是有先例的，如于江、郁太田”。刘崇文说林麟呼反动口号我是听清楚的，性质是严重的。但林麟自参加组织以来是积极的，表现好的。当晚，县公安局就把林麟放了出来。

　　人是放了，但引起的后话就多了。其它“革命造反组织”不服，说南溪县“政法兵团”组织与“南山革职”勾结在一起，放了公开呼喊反动口号，“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犯。连续几天内，针对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大字报贴满了县城各个大街小街。更为惊人的是第二天即5月6日南山厂子弟校红卫兵“8.15战斗团”还造了南溪县公安局的反，把南溪县公安局的吊牌取走了。

　　被公安局放出来的林麟于5月7日写了一份“请罪检查大字报”张贴在县委那边的理发店门前。“请罪检查”中说“毛主席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用毛主席思想来衡量这一行动（——指她呼反动口号），其错误性质就是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立场站偏了，就是充当了敌人的帮凶”。还说“反对毛主席的又是什么人呢？在国内是地富反坏右，在国外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虽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动机，从客观事件来说是起到了这种作用。根据公安工作规定衡量所发生的事件，确实构成了现行反革命行为。这说明了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由于对南溪县公安局处理林麟喊反动口号事件不服，“革命群众”就上报到当时的自贡市公安局，自贡市公安局于5月13日将林麟“依法拘留”。最终，林麟因喊反动口号还是被依法处理了。

　　自林麟被自贡市公安局抓走后，从南山村27栋至厂区内共计贴有118张大字报，南溪县街上还贴有100多张大字报，落名有“南山革职工战斗团”“南山红革战斗队”“南山工人红星战斗队”“红色风暴造反队”等各种各样的“强烈抗议”“强烈要求”大字报、标语。

写大字报、标语、检查等写出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大字报、标语满街张贴，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各种各类的大字报、标语。这些大字报、标语或犯错误的人写的检查，稍不留神，还真的要被“对手”揪住“尾巴”。

　　1966年2月7日南山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东风战斗团”第三组写出的大字报中将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中少写一个“反”字，就被南山厂“毛泽东思想革命职工战斗团钢铁造反团”发现这一“反动的大字报”，他们要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立即追查反动大字报的制造者和后台，并作公开检查向“毛主席请罪”。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东风战斗团”第三组则写出大字报说这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是“钻字眼”“捞稻草”。

　　2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红尖兵战斗队”又在写出的第二张大字报中把“最高指示”一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中最后一个“反对”写成了“拥护”，这就成了第二张“反动大字报”。2月21日在南溪县和南山厂的“革命组织”提出“最严重抗议”后，郁太田写了一张“极不深刻的个人检查”，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则“按兵不动，公开对抗，公开包庇”，这更“激怒”了“众人”，其它“革命组织”提出了“最最强烈的抗议”，坚决要求“公安部门对两次反动大字报的制造者和指使者进行彻底的追究和处理”。

　　南山厂“革命无罪战斗队”造反组织在1967年2月21日写的大字报中，把“最高指示”中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少写了“和认识问题”几个字，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下属的“红尖兵”“东风”两个组织的人于3月14日发现提出后，3月15日“革命无罪战斗队”的刘清树对此“严重事件”作检查。但在检查中又说了“更为严重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又被揪住了，成了“在检查中又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行为。

　　1967年5月9日南山厂的李志芬、王锦写出来张贴在街上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为什么要恶毒攻击我们”的大字报中，把“揭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写成“反泽东思想”而又被揪住了。

　　同日南山“洪流联络站”“红群造反团”在写出的揭发郑世开的大字报中写出了“毛主席指示。他阳奉阴违”等内容，被当成“含沙射影攻击我们伟大领袖”，各造反组织又是一番热闹。

编故事编出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成了各造反组织各种行动的护身符。有的造反组织以造反有理就是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澄清万里埃！把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动面目彻底揭露，让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要有孙悟空大闹天空的造反精神，造反！造反！彻底捣毁刘家王朝！”进行大肆宣传。

　“南山革命职工战斗团”的李联生于1967年2月15日编了一篇故事，成了“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公开反对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的材料。

　　故事全文如下：

　　孙大圣的来历，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但是有一条变不了，就是想当大官的野心变不了。有一次封他“闭（弼）马温”就是专门管马的一个官，他就不服气，于是就大闹天宫，到天宫去造反。

　　第一次找到玉皇谈判，玉皇批评了他。后来他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来一个“自封”，他写出了一张条子，贴到玉皇的官椅上。条子上写着“吾封你为齐天大圣”，他就藏在官椅的下面。玉皇刚一座上官椅，看到这张条子，顺便念了一下：吾封你为齐天大圣，他立即从官椅下面滚了出来谢恩。玉皇说你谢什么恩？孙大圣说，你封我为齐天大圣嘛。从此以后就得了这样一个高官，称之“大圣”，其实还是一个猴儿像变不了的。

　　1967年3月6日，李联生还写了《宾主狼狈相》的“三盼三思三哭”组诗。“三盼”是：一盼贵宾来临，准是杀气腾腾。谁知时机不妙，走陇进不了厂门。落空！落空！二盼贵宾来临，要为主子保命。谁知你不争气，主席思想忘尽。难保！难保！三盼贵宾来临，捞根稻草救命。谁知脱离群众，成了孤家寡人。可怜！可怜！

　“三思”是：一思我的师爷，作事真缺德。走向反动路线，叫我怎么解决。难哪！难哪！二思党的政策，师爷违章作业。请我来作指导，受到群众指责。缺德！缺德！三思下步咱办，策划对方弱点。乱骂乱轰有效，搞烂就好开跑。绝策！绝策！

　“三哭”是：一哭我的贵宾，请来无好待承。看来招牌到硬，作事不受欢迎。糟樵！糟樵！二哭贵宾无能，我已费尽心情。请你帮我撑腰，露头就现原形。丢丑！丢丑！三哭贵宾狼狈，敢于冲击军队。公开违抗命令，狼狈离开县城。滚！滚！滚！滚！

　　李联生在张贴这张大字报上还特别加注了说明。说由于南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和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南山分团不按中央指示精神，公开对抗中央命令，正在狼狈之际，到处搬兵求救。搬来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和一些造谣撞骗、横蛮无耻、乱骂乱轰的人，直接插手干预当地文化大革命，冲击县城军事机关，在县城涂改标语大字报、撕毁大字报，激起了南溪县广大革命组织和革命人民的愤怒指责，现以赶走一部分，为此特写此文。

“夺权”和“砸烂”中夺、砸出问题

　　1967年2月2日晚，南山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吴宗衡、钟少良）向南山厂“厂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夺权”，南山厂党委书记彭洪章、政治部主任和厂长都在“夺权”权力移交书上签了字。当晚七点半左右，南山厂“革命职工战斗团”造反派在刘崇文等人率领下冲到现场，强行要求彭洪章、赵光臣在“革命职工战斗团”夺权书上进行第二次签字（造反兵团认为第二次签字无效），并喊出了“权力要各一半”，宣布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打成右派组织，喊“把吴崇衡、钟少良抓出来”，还有人说“八一五坏得很”、要“砸烂南山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总部”。“八一五”派和中学红卫兵、重庆二七战斗团要求“革命职工战斗团”的头头交出说“八一五”坏得很的人，不然就“砸烂革命职工战斗团”。

　　当晚到南溪串联、造反的重庆43中红卫兵、南山老厂（重庆）的“八一兵团”、南山“红工八一五”等造反组织联合去砸南山“革职”时，南山“革职”的姚正明、邱树华、彭××、向××等人用毛主席的画像去挡窗口和门口，“妄图以此来阻此砸掉‘革职’老保团部”，被前去砸牌的造反组织抓住。有学生问“你们为什么不保卫毛主席反而用毛主席像来保护你们自己？”时，“革职”内就有人回答“就是用毛主席像保护我们”。

关于“原”和“现”的争论

　　1967年2月11日中午1点过，南山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钟少良与毛泽东思想革命职工战斗团的姚正明在南山厂105与106车间之间过道上发生了一次“正面交锋”。

　　姚正明对钟少良说，我不同意你们兵团的那个“公开检查”（指2月7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兵团东风战斗团”第三组把最高指示写错的那个大字报后郁太田写的检查），原因是公开检查中没有说清楚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

　　钟少良说我们在2月2--3日从形式上看如打击面过大、说有26个（组织）保皇狗等，这是犯了形左实右的方向性错误。

　　姚正明说我们要求你兵团在什么形式下将我们打成“钢杆”“铁杆”“保皇狗”的，就应该在那种形式下给我们平反。同时要求被兵团打成钢杆铁杆保皇狗的26个组织都应该参加（平反会）。

　　钟少良同意开平反会，说如果26个组织到不齐，可以派代表参加。当姚正明要求钟少良把开平反会的时间定下来时，钟少良说“时间暂不能确定”。

　　随即，姚正明转移话题，说兵团在2月2日晚上派人到人家家里去“打门抓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个事该怎么办？钟少良说不是去抓人，而是去“消毒”，而且用的还是传单。钟少良在谈及这个事时，提到“原革命职工战斗团”，这里的“原”字让姚正明找到了话题，说你提“原革命职工战斗团”，就意味着有“现革命职工战斗团”。这里的“原”与“现”是如何区分的？

　　钟少良随即解释说，“原保皇机构”的几个表现①文化大革命初期，职工战斗团还是筹备委员会时，就勒令厂党委当权派交出黒材料。当天晚上赵光臣、刘崇文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②彭洪章的所谓检查，职工战斗团的态度不明确，有的代表还攻击我们兵团。③我兵团在搜查黒材料时，你们不支持，反而攻击我兵团负责人。保卫科压你们，你们就用大字报来轰。④我兵团在夺权时，你们冲进会场，还乱喊抓人。

　　钟少良还说了些其它的话，但姚正明“终止”了他的谈话，说你说的几点我都不同意，我保留我的看法。说如果按你的说法来划分“原”和“现”的话，我认为自2月2日以后你们兵团犯了方向性错误，就应该将你兵团也划分为“原”和“现”了。姚正明还要求钟少良尽早开大会进行消毒，“请你抓紧”。

　　整过议论过程都做了记录，而且二人还在记录上签了字。

打桥牌“打”出问题

　　在南山“洪流联络站、红群造反团”揭发郑世开罪行中说，南山厂曾经组织过一个名为“长江电工厂桥牌队”队伍，成员有郑世开、李一平、王宗达、刘承阳及其它“旧知识分子”。这个桥牌队经常与嘉陵厂、建设厂等的桥牌队打比赛，还经常在重庆政协俱乐部搞活动，那是“打得火热”，他们“四处活动，不与革命派联系”，还“与工农出身的革命老干部吴从科（某厂厂长）、田文武（某厂付厂长）等人闹无原则纠纷，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进行打击报复”。

　　郑世开的家中保留有西装、洋服、领带等物，成了“对旧社会的生活方式的留恋，在新社会只知当官做老爷，不知群众疾苦”，郑世开还爱看及保留着“封建”毒草《聊斋志异》，“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在南山厂建设过程中，曾征用了南溪县城北山上的一座古庙，就是东岳庙。在征用过程中，时任南溪县副县长的任玉林“硬是向厂要三万元”，而“厂里其他领导均不同意”，可是郑世开为了“讨好县太爷”就硬是以支援农业建设为名拨付三万元给南溪县。南溪县副县长任玉林也被造反派称为“钱县长”。

抓业务抓出问题

　　郑世开在抓财政经济工作中，对会计科的人说“你们写一个字都不规正，算盘也不熟，数字也不记得，你们要大练基本功”，并把“大练基本功”列为评比竞赛的条件。在他这个“黑指示”下，会计科作了规定，规定每个业务人员每周要写多少字，练多少次算盘，记住多少自己所管范围的基本数字。因此一段时间内在会计科出现了“钻研业务多、坐办公室多、记数多、算盘响得多，就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少的现象”。这是“用大练基本功来诋毁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是要把“干部职工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的严重行为。

　　郑世开还“强烈要求”供应科的仓管人员做到“闭着眼睛去识别物资品种、数量以及存放地点”，这是“推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不说毛主席著作学习，其用心何其毒也”。

　　那时的大革命中，故事多矣。